澳大利亚房价分化:外郊上涨与内城疲软
自上次联邦大选以来,澳大利亚的房价整体呈现上涨趋势,但不同地区的房价表现却大相径庭。在每15个选区中,就有1个选区的房价涨幅超过30%,但与此同时,仍有60个选区的房价出现下跌。这一现象凸显了利率大幅上升和住房负担危机所带来的复杂影响。
利率上升与购房趋势
自2022年5月以来,澳大利亚经历了几十年来猛烈的加息周期,推动购房者转向大城市外环等更为便宜的替代区域。这一趋势导致部分地区房价大涨数倍,而更昂贵的内城区市场则表现疲软。
Cotality研究主管蒂姆·劳利斯(Tim Lawless)指出,较小城市的住房相对可负担性,以及强劲的州际人口流动,是这些地区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。“疫情之前,珀斯、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的房市本就相对疲软,因此它们的房价可负担性更健康,尤其是与悉尼等大城市相比,这使它们更具吸引力,吸引了州际投资者和移民。”他说。
快速加息已导致购房者的借款能力减少约25%,使得在内城区承担高额房贷变得愈发困难。“房价相对于收入的极度不可负担性,加上信贷可得性受限,使得需求转向更便宜的市场。这正是为什么过去三年左右,珀斯、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的表现大幅优于其他地区。”劳利斯补充道。
区域房价表现
数据显示,墨尔本所有选区的房价均出现下跌,跌幅从工党掌控的霍尔特(Holt)轻微下降0.2%,到自由党掌控的弗林德斯(Flinders,位于莫宁顿半岛)大跌16%。相较之下,珀斯低于80万澳元的经济型选区表现抢眼,其中9个选区自2022年5月底以来房价涨幅在31%至51%之间。
“自2022年5月以来,在所有首府城市及州区范围内,市场表现强劲的是房价处于低四分位的市场。”劳利斯指出。“这些通常是大城市的外郊,而这些地区往往是工党的优势地带。强劲的市场表现反映了在住房极度不可负担、贷款能力受限背景下,需求被迫转向低价市场。”
建筑成本与人口增长的影响
Ray White首席经济学家Nerida Conisbee表示,建筑成本高涨以及强劲的人口增长也是房价快速上涨的原因之一。“以珀斯的郊区为例,买一套现有住房比建房还便宜,这就促使更多人选择在这些低成本地区购房。”她说,“此外,由于租金回报率较高,许多投资者也涌入了这些区域。”
工党掌控的珀斯东南选区伯特(Burt)自上次选举以来,房价涨幅全国,高达51.2%。西澳的皮尔斯(Pearce)、哈斯勒克(Hasluck)、布尔温克尔(Bullwinkel)和科文(Cowan)等选区涨幅均超过42%;斯旺(Swan)、弗里曼特尔(Fremantle)、唐尼(Tangney)和珀斯市区涨幅在31.2%至36.7%之间。自由党掌控的郊区选区摩尔(Moore)涨幅为34%。
AMP首席经济学家谢恩·奥利弗(Shane Oliver)表示:“在西澳和南澳那些以自住业主为主、房价迅速上涨的成熟郊区,这种情况可能对现任议员有利。”“人们看到房产升值,通常会带来财富增长感,从而提升信心。”“可能对现任不利的,是那些房价过高、许多人仍在努力入市的地区,比如大城市的内城区,这类选民更关心住房可负担性问题。”
阿德莱德与悉尼的市场表现
在阿德莱德北部的工党选区斯宾塞(Spence),房价自上届选举以来飙升44.8%。该选区涵盖城市中一些便宜的郊区,如普雷福德(Playford)、高勒(Gawler)和索尔兹伯里(Salisbury),租金回报率吸引了大量投资者。尽管涨幅显著,中位房价仍仅为63.1万澳元,居全国低位。
在悉尼,工党掌控的麦克马洪(McMahon)、奇夫利(Chifley)、沃森(Watson)和麦克阿瑟(Macarthur)等选区房价涨幅超过10%。自由党选区林赛(Lindsay)、休姆(Hume)、班克斯(Banks)、休斯(Hughes)、贝罗拉(Berowra)和班尼朗(Bennelong)涨幅在1.3%至8.6%之间。
结语
澳大利亚的房价市场在利率上升和住房负担危机的双重影响下,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。尽管整体房价上涨,但不同地区的市场表现差异显著。对于政策制定者和购房者来说,了解这些市场动态,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市场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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